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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不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中国古代服饰严格的等级制度

来源: 新浪博客 作者:遇上汉服 发布时间:2018-03-10 14:43:27

 摘要:社会等级观念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在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体现着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服装成为表现着装者身份等级差别的重要手段。具体表现为在服装色彩、服饰图案以及服 饰配件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定制与穿着要求,以不同的官服色彩与装饰图案代表官职品级的等次,以服饰的材质和数量的差异来标示着装者身份的尊卑。服饰中的等级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不仅有效地维护着社会的统治秩序,同时也是促进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内在动力,使中国古代服饰结构日渐合理、款式日趋多样、装饰日益丰富。

 
 
1.等级观念贯穿在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全过程中
 
社会成员的等级区分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品出现了剩余,私有制逐渐形成,当贫困的氏族成员沦为奴隶、占有更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氏族首领成为奴隶主时,中国开始进入阶级社会,社会的等级观念随之产生。等级观念伴随着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直沿袭下来。服装服饰作为人类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门类,自产生之日起就体现着严格的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又在几千年的服饰发展演化过程中不断地得以强化与完善。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证实上看,“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已初具以后服饰的形态,大致亦可肯定”。服装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标示着装者身份的功能。“中国古代服饰至迟在国家形成后,已超越驱寒护身的功能,成为身之表,即身份地位的表征和象征”。先秦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认为人的服装装饰必须符合‘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富国》)这一原则才算美。中国服装史上重要的冕服制度,是与传统宗法伦理制度相适应的章服制度,体现着森严的等级观念。王室公卿根据爵位的高低以及季节时令的不同,在祭祀、朝会、婚礼、朝贺、册封等场合,分别穿着六种有着不同形式、质料、色彩和图案定制的冕服:大裘冕、衮冕、鷥冕、毳冕、希冕、玄冕,也称六冕制度。冕服由冕冠和 礼服两部分组成,具体包括:冠、衣、裳、革带或大带、蔽膝、舄或屣。这种冠服制度在《调礼•春宫》中有确切记载,说明其在周代就已经很完善了,正如宋儒朱熹所说:“此周冕所以虽文不为过也,夏商之制,虽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备者矣。”由此可推测出冕服制度应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冕服制度被纳入礼治,即孔子所说的‘服周之冕”。以后各代冕服定制虽有变化,但总体来说以服饰式样、色彩、图案来显示着装者等级身份的观念却有增无减,并一直沿用到清帝退位(包括袁世凯 复辟称帝)。可见等级观念贯穿在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全过程中。
 
2.汉服色彩上体现的等级观念
 
在构成服装的诸要素中,服装色彩最具有视觉冲击力。“服装色彩与其他几个要素(面料、款式造 型、制作工艺)相比,处于首要位置”。因而在表达服装的等级观念时,服装色彩成为首当其冲的要 素。在中国,用服装色彩来表达社会等级观念有着悠长的历史。《特•小雅•采芑》T诗句“朱芾斯黄,室家君王”,意思是说天子所用的芾(蔽膝)是纯朱色,诸侯则用朱黄或赤色,故由此可辨别身份等级。
 
《调礼.考工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 地谓之黄”,这是中国古代关于色彩理论的最早记载。“按照周代奴隶主贵族的传统,色彩也有等级尊 卑的区别,青、赤、黄、白、黑是正色,象征高贵,是礼服所使用的色彩。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 (淡青色)、紫、骝黄是间色,象征卑贱,只能作为便服、内衣、衣服衬里及妇女或平民服饰”。帝王将 相必须根据礼制规定,选择与其身份相配的服色。服装色彩尊卑的等级观念在以后各代有所调整,据载 在西周礼制有所崩闭的春秋时期,齐桓公喜欢穿紫色服装,引起国人效法,从此紫色以其特有的稳重、华贵的色彩心理特征,成为象征权威的尊贵颜色。另有记载唐高宗中期,因洛阳尉柳延服黄衣夜行,误被部下殴打,故官民一律禁黄,从此黄色成为帝王的专属颜色。中国古代服装中以颜色标定着装者身份尊卑还表现在“品色衣”制度上。“品色衣”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北朝时期,《调书•宣帝纪X载“大象二年招天台的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这种按服色标明官品等级的制度在唐代官服定制中正式确定下来,“大抵以紫、绯、绿、青四色为定官品之高卑者,实始于隋唐”。在以后各代中,不同色彩所代表的官职品级的具体定制屡有调整,但各种色彩所象征的等级尊卑的序列却基本未变。因而可以说‘以服色辨官品,是中国古代官服制度中最具政治色彩的重大特征”。
 
3.汉服图案上体现的等级观念
 
中国古代服饰在装饰图案上体现着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总体上有两个表现。首先是在服装面料织造上采用不同的花纹图案表示身份等级的差异。如唐高祖时规定亲王等及三品以上职官的官服用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五品以上用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六品用双钏(几何纹)绫制作,七品用龟甲、双矩、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九品用杂绫制作。又如宋代依照前代的制度,按季节颁赐各官服饰,这种赐服大多是以各式有鸟兽纹样的锦纹衣料做成,称“臣僚袄子锦'共计七等,给所有高级官吏,各有一定花纹,如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雀、宝照大花、宝照中花等锦,另有毽路、柿红龟 背、锁子诸锦” 。其次是在已织好的服装面料上绘、绣不同图案来表明服用者的身份等级。中国古 代在服装上施加文采主要有染、绘、绣、印等几种方法,其中标示身份等级的图案主要是以绘和绣的方法 来完成的。冕服上的“十二章纹样”即以绘、绣的方式将十二种纹样施加在服装上,其中前六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绘在上衣上,后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在下裳上。每章都隐喻帝王贵族应具备的风操品行,随着服用者身份尊卑以及服用场合的礼仪轻重的递减,十二章纹样也相应由十二章减至九章、七章、五章等。这种反映服装等级差异的服饰图案自西周之后历代略有改动,但总体上一直传承下来。到明清时期,官吏袍服在前胸、后背分别缝缀“补子”来标示官品等级,文官绣禽、武官绣兽。明清两代的“补子”在图案的题材、构图方式、色彩、补幅大小以及各种动物所标示的官品等级上虽有不同,但这种用图案来标示服用者官品身份等级差别的方式,却是中国古代官服最突出的特征。
 
4.汉服配饰上体现的等级观念
 
中国古代服装的等级观念还表现在与服装搭配穿着的各类服饰配件上。服饰配件种类繁多,如头上戴的冠、腰间扎系的带以及系挂的饰物,尽管其式样、功能与佩带方式各异,但共同的特征是以装饰物的数量和材质的差别来标明官品等级。比如冕服中的冕冠,就是通过冕旒数量的差别来体现等级的。冕旒是冕冠帽身上面平直伸展的冕铤两端下垂的珠串,用玉藻穿起的玉珠按朱、白、苍、黄、玄五色间次排列,冕旒的数量因礼仪场合和君臣身份等级不同而依制逐级递减,级别最高的是12旒。其他种类冠服中的冠帽也是标示身份的重要服饰,如汉代文儒所戴的进贤冠,由冠顶横脊梁数的不同而区分等级, 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学弟子皆一梁”清代的官帽象征官品等级的装饰物常被称做“顶戴花翎”其中花翎指冠帽后部拖垂下来的孔雀翎羽,尾端灿烂鲜艳的圆圈叫做眼,有三眼、二眼、一眼和无眼的区别,其中三眼最为尊贵。‘带眼花翎只能是有爵位规定、皇帝近前 侍卫,京城内外的武职营官、有军功或特赐者才能使用”“太监只能戴无眼的蓝翎”冠上的顶珠则以 东珠、红宝石、珊瑚、青金石、水晶、金、银等不同材质来标定等级,其定制极其严格,不得僭越。同样以不同材质来表达等级差异的服饰配件还表现在革带上。如宋代的官员腰间所佩带的革带,带本体由皮革 制成,外面裹以或红或黑的绫绢,上面镶配带絝,带絝质料有严格规定,玉絝专门用于朝服,犀絝只能用于有官品者,后来严格定为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上用金,五品六品银絝镀金,七品以上用银。在腰间系挂的诸多佩饰中,唐代的鱼袋最有特色。“为了防止诏命时做诈伪,唐永徽二年规定官员随身佩鱼袋, 用以盛装鱼符,鱼符左右各一,左进右出,出入必合符。三品以上用金,五品以上用银”。
 
5.中国古代服饰等级观念的积极意义
 
首先,体现着鲜明等级观念的中国古代服饰,是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有效工具。荀况提出“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饰也”(裙道》。在他看来,封建君主是“礼仪之始也”“台之原也”“理天地者”,服装、装饰只有符合等级差别的社会规范,才符合“礼”正因如此服饰以外化的形式明示贵贱、区别等级、服务于社会伦理关系。“在中国古代服饰制度中,贯穿其中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观念,不仅表明了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更深刻地表现着社会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井然有序,通过服饰,天地之性显现于人间社会,而人伦之情,亦亲近于天地之性。自然因政治和人伦而愈显出秩序,政治和人伦也因显现自然而具备了更加合理的解释。这样,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伦理秩序,都因服饰而表现了一种亲密和谐的关系,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
 
伍魏在论文《政治制度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提出‘政治制度对服饰的规范限制了服装美学的发展。礼教是中国各代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中国古代服饰深受礼教的等级制度的影响。礼教的束缚阻碍了艺术的驰骋,服饰成为明贵贱、弘教化的图解,审美要素被框定在扭曲的人为环境中,服饰雷同成为中国古代服饰的典型特征。社会成员的个性泯灭,服饰形制变得单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等级观念在某种意义上非但不是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桎梏,反而是促进中国古代服饰不断发展完善的积极力量。因为在中国古代服饰体制中,“祭服”、‘朝服”作为大礼服,的确不能“背弃先王之制”而随意改动,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属于“法服”。但是,在此类服饰之外,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和燕居生活时所穿的常服”则相对保有较大的灵活性,在不同朝代中体现出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汉代的官吏的‘袍服”、唐代的官吏的‘循领袍衫”、明代与清代官吏的‘补服”,尽管在服装形制上同属上衣下裳相连的“袍”类服装,但在领形、袖形、衣长、腰带扎系方式、袍身下摆开叉数量与位置等方面均有根本的差异,使得这些官服或凝重古朴、或豪放英武、或雍容儒雅、或健劲剽悍,恰恰成为各时代官服中最鲜亮的风格。服装美学风格上的这种演变,得益于两千多年来在频繁的占领或臣服的过程中,汉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游牧民族对汉民族服装产生影响的方面,表现为游牧民族服装便于身体活动的特点,使汉民族服装的运动机能性不断增强,结构日趋合理,款式日益丰富,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補裆”和“裤摺”的流行,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汉民族对游牧民族服装产生影响的方面,汉民族服饰上体现的严格的等级观念,在淋漓尽致地彰显统治者高贵身份的同时又强化和稳定着统治秩序,因而屡屡出现游牧民族在政治权力上统治了汉民族,在服饰文化上却被汉民族所征服的局面。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辽、金、元 统治者效仿汉民族所制定的冠服制度,直至满清皇帝龙袍上的“十二章纹样”,无不表现出服饰上的等 级观念被历代统治者所青睐,并成为促进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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